查办原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4040人，其中原厅局级以上干部589人，依法办理周永康、徐才厚、蒋洁敏、李崇禧、金道铭等28名省部级以上干部犯罪案件。

（四）政党权利与义务的细目化 域外政党法普遍将笼统的政党权利和政党义务细目化，其无疑是行为——法律的对应性在政党法内容上的纵深体现。〔10〕刘红凛：《〈政党法〉的世界概况与主要成因》，《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 年第 1 期。

又如政府，行政法是其应当遵守的专门法律，其他法律属一般法律。（三） 引导政党作为 法律的实体规范往往没有清晰地表达其对权利人或义务人的价值期盼，而且，实体规范即使措辞严厉，但若缺乏程序指引，人们对如何行事才算满足实体规范的要求不免见仁见智。治理党内关系的主题是反寡头铁律，保障党内民主。〔38〕但应该看到，《宪法》只说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而人民与国家在宪法和宪法学上既有统一面又有差异，同时党对国家的领导权在领导党制度中异常重要。（2）既为政党行使权利或履行义务的行为规定方法和步骤，更提示政党法所主张的价值取向，使相关主体找准行为方向。

该法第 366 条规定，非注册政党若想成为注册政党，需由其领袖向选举总长提出申请，申请材料需证实该党批准其一位或多位党员为求选人，并支持其求选，借此体现该党的一个基本目的是参与公共事务。如果试图用《宪法》中的政党宣告治理政党，需要有超强的宪法解释制度。上级越放手，下级越努力。

要求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活力。用法官的话说，他们是看不到希望。之后，中央政法委还成立了司法改革的领导机构，统筹中央层面司法改革工作，把司法改革的权力从最高司法机关，相应统一到中央政法委。④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成立于2014年11月6日，以审理专利商标等行政授权确权案件为主，兼顾审理民事案件。

这也就是这么多年各地陆续出台一些司法改革措施的原因。摸着石头过河，就是通过竞争考核，鼓励积极探索。

其它司法改革所面临的问题，责任制、去地方化、去行政化等也是如此，必须考虑可行性，在可行的基础上，引入竞争机制解决问题。现在微信群里活跃着的一个守望的距离群聊组，全部由北京市离职法官构成。不依靠基层司法人员，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毕竟，本轮的司法改革，是中央统一部署，先行制定全国司法改革总体方案，而后中央政法委根据中央的要求，推动各地政法委加以落实。

法官、检察官个人对挑战性工作的尝试性解决，被一系列约束条件所规制。正确的做法是，引导群众自己依法解决问题，包括聘请律师自行化解矛盾。并非只有中央一个积极性。因此，本文拟就司法改革中地方与基层的作用问题，围绕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谈点自己的看法，就教于各位。

一、司法改革来自于两个积极性 我国的司法改革，分别来自于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或由中央发动，或由地方启动。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这种情况才得到了很大改进，想做事、敢做事的局面初步形成。

处理不好，就会引起新的问题。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及贯彻实施分工方案》，以及该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提出了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司法责任制、司法人员职业保障、人财物省级统筹等4项改革任务在内的改革方案并选择6个省市作为改革试点：各省市政法委又以此为据牵头制定本地区改革方案并选择试点单位推行。

2014年底之前，最初的6个试点省市推出本地区改革方案，全国范围第二批试点省区确定，并且，按照中央的要求，上海、广东等地知识产权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的巡回法庭、各地区的跨区域法院陆续设立。实际上，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方案并未能够像所期待的那样，在司法界引起积极关注和热烈支持。同一个案件，不同的法官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参考文献】 [1][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2]季卫东.问题导向的法治中国构想[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5). 进入专题： 司法改革 顶层设计 。这是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的连接点。

因此，顶层设计依赖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也必须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中推进。在全国性的步伐一致的司法改革启动之前，为因应难解的矛盾，全国许多地方司法机关，或在上级司法机关批准或授意下，或在本地党委支持下，早已启动本地区、本单位的司法改革。

广州市知识产权法院成立于2014年12月16日，审理范围包括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计算机软件民事和行政案件，涉及驰名商标认定的民事案件。2014年12月28日，上海市成立全国首个跨行政区划法院，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正式成立。

司法的审慎性与它的结论的非唯一性是一致的。争议需要动用国家司法资源加以解决的情况，应该是例外，而不是常态。

前者高屋建瓴，气势恢宏，组织系统。为当事人提供办理起诉事项的便利手续与方便群众诉讼、引导群众诉讼是不同的问题。只有在没有风险或者风险不大的情况下，地方性因素才可能被考虑。无数的失败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从公开披露的信息看，这个发动过程大致可以归纳为：十八大后，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提出，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能够感受到公平正义。生活的魅力就在于其具有试验性。

国家司法资源是用于维护法律权威的。即使人财物省级统筹，地方的态度也是相当关键的。

该《决定》在阐述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和指导思想时提出，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必须长期坚持。在这一过程中，中共中央是司法改革的主导者和强有力的推动者。

其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设立了全国法院系统首个法官遴选委员会，遴选委员会主任由北京高院院长慕平担任，委员由最高法、市人大内司委、市委政法委、市人力社保局、市知识产权局、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律师协会以及北京三级法院的法官代表共同组成。法律工作者与科学家完全不同，科学家可以宣布真理在手，但没有一个严肃的法律工作者会这么冒失地说话。方便群众诉讼，开门办法院，如同有困难找党委和政府一样，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提法。一种是由地方结合本地实际，在地方各部门通力合作下开展的。

况且，道德、习俗习惯、乡规民约、政策等，存在多重体系，即使不与法律比较，它们相互之间有时也并不一致。事实上，司法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又有许多不同之处，改革若不能重心向下，很难取得成功。

结语 综上，我国的司法改革，离不开中央的顶层设计，只有中央下决心的情况下，司法改革才能触及根本性问题。上级负责了，下级就不负责。

争议性案件能否得到解决，取决于判断标准的唯一性。类似情况还有广东佛山以及其他省份的基层司法机关，为十八大以来全国性司法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